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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北京晚报

国学大师钱穆一生经历坎坷,但是最终得享高寿,桃李遍天下,著述近1600万字,作为近代中国最为长寿的人文学者之一,他有一套独到的养生心得,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静坐,从其经历可见其中奥妙,这既关乎一代学人的养成,又能见证当时的世运,姑为之解析,期待于读者认识近代史事与日常养生有所助益。

钱穆

国学大师一生经历坎坷,但是最终得享高寿,桃李遍天下,著述近1600万字,作为近代中国最为长寿的人文学者之一,他有一套独到的养生心得,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静坐,从其经历可见其中奥妙,这既关乎一代学人的养成,又能见证当时的世运,姑为之解析,期待于读者认识近代史事与日常养生有所助益。

  静坐之功在清末民初尤其流行,历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、江苏教育厅长、东南大学校长等职的蒋维乔,由于少年时体弱多病,加上染上手淫的习惯,身子越来越差,遂试图通过静坐来养生,后来总结自我的经验成为《因是子静坐法》,自1914年出版以来,畅销全国,甚至流传到欧美、东南亚,再版数次。

资料图

  后来蒋氏又撰写了《因是子静坐法续编》,风靡一时,全国上下静坐成风。由于暴得大名,加上五四运动前后青年学生对于自我与身心都充满了好奇心,蒋维乔在教育部就职时,就被北大学生邀请去演讲静坐法,后来广受追捧,北大学生自发组织了北大静坐会,由蒋维乔负责具体指导。这一做法当时受到了鲁迅的批评,认为蒋氏“讲鬼话,把科学东拉西扯,让科学也带了妖气”。

  在这一股静坐之风之下,钱穆就是其中的追随者,当然,钱穆也有可能受到了理学大师王阳明的影响,王阳明曾说:“昔吾居滁时,见诸生多务知解,口耳异同,无益于得,故教之静坐,一时窥见光景,颇收近效”,“静坐要省察克治,静坐能使心清静收敛,从而向人欲发动攻势,克服自我私欲产生,通过静坐能顿悟明心见性,得道成真”。就揭示了他修习静坐法的益处,而且在后世得到了很多的继承。

  钱穆在回忆录中讲到其早年修习静坐法的经验,颇让人吃惊,一次在为逝者守夜时,他正在静坐,“忽闻堂上一火铳声,一时受惊,乃若全身失其所在,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,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,不待呼吸,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,一时茫然爽然,不知过几何时,乃渐复知觉”,初次感受到静坐的魅力。

  钱穆对此颇为着迷,“锐意学静坐,每日下午四时课后必在寝室习之”,“习静坐功夫渐深,入坐即能无念。然无念非无闻。恰如学生上午后第一堂课,遇瞌睡,讲台上教师语,初非无闻,但无知。余在坐中,军乐队在操场练国歌,声声入耳,但过而不留。不动吾念,不扰吾静。只至其节拍有错处,余念即动。但俟奏此声过,余心即平复,余念亦静”,越到后面,已经极为熟练,身心也有了不小的变化。

  风气所及,其乡里静坐之风也很盛,某次他在渡口等船,旁有一老者认为钱穆必有静坐之功,钱穆询以原因,老者曰:“观汝在桥上呼唤时,双目炯然,故知之。”可见不仅是小辈,不少年长者也对此颇为熟悉。这既延续了古代养生的方法,又有着当时西方心理学传入的背景,钱穆更是将其当作了一种养生与修身之间的兼容之术。

  钱穆第三任妻子钱胡美琦回忆,她与钱穆刚刚结合时,钱穆“整天在学校,有应付不完的事;下班回家一进门,静卧十几分钟,就又伏案用功。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,一早出门,涉海、爬山,黄昏回家,年轻人都累了,但钱穆却只休息十几分钟便可以伏案工作”。

  钱胡美琦觉得奇怪,便询问原因,钱穆说都是因为有静坐之功。年轻时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,将静坐法之中的“息念”功夫运用纯熟,乘车、行路都用心“息念”,所以能精力充沛,很快进入工作状态。

  钱穆对静坐的时机与地点也有很多讲究,他说:“静坐必择时地,以免外扰。昔人多在寺院中,特辟静室,而余之生活上无此方便,静坐稍有功,反感不适。以后非时地相宜,乃不敢多坐。”因为静坐之中,一旦被人惊扰,后果就相当严重,这也是他不敢轻易将此事传与他人的原因。

  钱穆的同龄人郭沫若留学日本时,因为神经衰弱,受到王阳明的影响,也修习了静坐法,后来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,郭氏特撰《静坐的功夫》,认为“静坐这项功夫,在宋明时代,儒家是很注重的,论者多以为是从禅而来,但我觉得,当溯源于孔子的弟子颜回,因为《庄子》上有颜回坐忘(即静坐)之说”,对这一个脉络进行了生动的总结。

  难能可贵的是,钱穆还从静坐领悟到,“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,心虚始能静。若心中自恃有一长处即不虚,则此一长处,正是一短处。余方苦学读书,日求上进。若果时觉有长处,岂不将日增有短处?乃深自警惕,悬为己戒。求读书日多,此心日虚,勿以自傲。”

  在这里,静坐法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养生术,而且升华到培育心性的层面,与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“每临大事有静气,不信今时无古贤”的联语颇为相近,钱穆一生在面临很多重大关口时,往往能从容抉择,甚至不惜冒险犯难,不能说跟修习静坐法没有一点关系。

  钱穆所终身修习的静坐法,在现代科学的验证下,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,但这也往往因人而异,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,一代史学大师在其不长的晚年回忆中对此再三道及,这无疑是其生命史之中一段有趣的经历,在联系到当时诸多名人的相似遭遇,无疑为我们解读当时的身体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,而其中折射出的调理身心的重要性,也值得我们再三致意。如果能否进一步,通过调理身心,使得当下文化人能够“每临大事有静气”,那更是文化塑造与文化复兴的福音。

[责任编辑:李志明 PN032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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